桂林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30年增长12倍 人口素质提升


    2010年,六普时,我市人口中大学学历人数所占总人口比例是30年前的12倍。据桂林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了解到,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我市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4人上升为8217人;相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有419人,1982年人口普查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197人,可谓“翻天覆地”


    一座城市的活力来自哪里?具有良好专业技术的青年人?源源不断的创造力?归根结底是人才。那么,伴随着老龄化进程,以及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如何利用甚至延长人口红利,努力挖掘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潜在贡献,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成为当下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我市人口的总体素质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在人口红利将要缩减前,怎样挖掘人口红利,促进我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为此,记者进行了调查走访。


    教育“注资”城市人力资源 人口素质全面提升


    越来越多: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30年增长12倍


    今年55岁的市民刘先生听到儿子准备考博的消息,心里不由一阵感慨,尽管在某中专工作,却因为自己仅有的高中文凭而没有太多发展,“那时候,上山下乡,回城之后,就进厂工作了,恢复高考后也没去考过试……”如今,职场上新人辈出,大学生一抓一把,让老刘觉得“老了”,也“落伍了”。而儿子从西南地区某211院校硕士毕业后,又开始新一轮“深造”,在老刘看来,这是现实所趋,因为在他那个年代的精英化高等教育,如今早已实现了大众化,而自己的儿子想要在竞争中不断获得优势,也非深造不可。在老刘身边的家庭,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他说:“我原来的同事的独子与儿媳双双在国外攻读博士后,现在这种高学历的人才越来越多了。”老刘对于家庭成员获取教育的紧迫感正透露出这位一家之主的“家庭发展战略”。然而,这背后是一个国家对于人力资本的苦心经营。


    在老刘儿子入学的这20年时间里,我国人口中,在高等院校接受教育的人数增长了10倍。据资料显示,1992年普通高等学校只有218万“社会宠儿”——— 本专科学生在校学习,而2009年,中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已经超过2929万人。“天之骄子”的地位悄悄发生了变化,广大民众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在衡量一个城市的人口素质状况时,受高等教育程度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2010年,六普时,我市人口中大学学历人数所占总人口比例是30年前的12倍。据桂林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了解到,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我市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4人上升为8217人;相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有419人,1982年人口普查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197人,可谓“翻天覆地”。


    据了解,2001年,我国高等学校招生464万人,是1988年的3.4倍;研究生招生16.52万人,是1988年的5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已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


    记者从国家教育部网站了解到,2012年,全国在校研究生更是达到172万人,当年毕业的研究生(硕博)48万余人,在校普通本专科学生2391万人,当年毕业624万余人。


    越来越少:小学文化程度以及文盲人口在减少


    桂林市人均受教育程度的增加意味着将为桂林的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在人口普查中,文盲或半文盲的统计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人口素质总体的变化状况。人口众多尽管仍旧是我国长期面临的基本国情,但人口素质、结构、分布不断变化,成为影响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重视对教育和对“人”的投资,为经济社会发展制造了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
    据了解,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的文盲率为4.08%,桂林市的文盲率为2.8%,低于全国水平。每10万人口中大学以上人口数量在逐年增加,低文化人口数量在逐年减少。


    “初中、高中、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都在增加,小学文化程度以及文盲人口在减少,说明桂林市社会受教育程度明显提升,人口的素质在提高。”广西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肖富群认为,这不仅体现了我市在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同时也为我市经济社会的继续发展积蓄着可持续的人力资源动力。


    成人识字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以及平均受教育年限等三个指标评价人口文化素质。“这都反映出桂林市人均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广西师范大学人口学教师严丹分析说,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将使中国不仅成为一个人口数量大国,同时更是一个人口资源大国。


    一个城市的人力资本储备分析报告


    随着人口素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人们对人口素质的重视程度日渐加深。知识经济时代,人口素质影响和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实力和竞争能力,是反映社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人口学专家梁中堂在1985年《人口素质论》中第一次系统地归纳出人口素质的概念,认为“人口素质又称人口质量,即特定的人口所具有的一定属性,是人口所具有的各种构成的总和”。那么我市人口结构与人口素质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制造了哪些机会,又面临哪些挑战呢?


    专业技术人员持续给力 高端研发人员仍结构性缺失


    劳动适龄人口比例、每百万人拥有技术人员数以及每万人专利批准申请数等指标成为衡量劳动技能素质的几项重要指标,作为城市发展的持续“给力”源泉,也是教育对“人”的投资回报。我市人口文化素质的提升,城市创新创造能力也不断增强,通过一些数字能够窥出一些端倪。


    2002年,我市相关部门受理专利申请122件,授权专利48件。10年后,我市受理专利申请2386件,授权专利1250件。也就是说,当下,我市以每万人拥有有效发明专利1.71件居于全区首位。


    从事建筑设计工作的林林(化名)从某建筑专业院校毕业5年,正按部就班地参加中级职称的考试。他是我市技术人才后备力量中的一分子,伴随着我市专业技术人员的日益增多,城市发展也因此注入了不少活力。据了解,2002年末全市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0.31万人,具有中级技术职称的人员3.09万人。2012年全市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71505人。


    这样强烈的对比还表现在我市组织实施的科技项目数量与质量上。10年前,全市组织实施科技项目212项,其中国家级23项,自治区级97项,市级92项。而2012年我市组织实施科技项目是10年前的三倍,达到677项,其中国家级更是接近10倍增长,有210项,自治区级341项,市级126项。


    但是,发展提升的背后,也不无问题。从今年1月上旬出炉的首部《广西人才资源发展报告》中,记者了解到,目前广西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领域的高端人才、研发人才、高级技能人才等三种类型人才仍旧稀缺。相关专家表示,要利用人才发展态势竞争力、人才数量竞争力等方面的优势,弥补广西在人才结构竞争力、人才贡献竞争力等方面的短板,才能整体提升人才综合竞争力。


    城镇化释放人口红利


    居住在电科院83岁的唐奶奶在孙子的帮助下已经能够熟练地翻看电话本拨打电话,她也没想到,如今,只字不识的自己这四代同堂的六口之家里已经有3名大学生。她也没想到,在电话那一端,曾经吃过苦的村子里,同辈姊妹的孩子们也纷纷长大来到城市打拼,不仅为城市建设贡献汗水,也一点点实现着各自的价值追求。


    “其实我们村附近也有幼儿园、小学,只是我现在在市里面,也就把孩子接来身边了。”今年30岁的小阳是临桂庙岭的村民,但如今,自己在桂林经营自己的生意,从一个打工的业务员变身为经营洗护用品的“创一代”,他唯一的女儿成为他奋斗的不竭动力。小阳作为一名进城务工者,他表示,不仅分享着城市发展的成果,也深刻感受到了学习与成长带来的兴奋。“我没有什么文化,初中毕业就出来闯荡了。”小阳告诉记者,村里的很多年轻人如今还是作为打工者,在一些大城市拼搏。“要想不断提升自身的价值,就要学习进步!”小阳颇有感慨地对记者说道。


    如今,“小阳们”涌入城市获得发展机会,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稳定和扩大了劳动力供给的发展策略。


    一直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都是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近几年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对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出现了民工短缺和技工稀缺并存的局面,释放出了劳动力人口结构不够合理的信号。


    因此,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培养一支高素质的技能型劳动力队伍,更好地适应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需要,为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条件。


    如何积攒城市人口红利?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国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下降到2012年的12.1‰,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25.8‰下降到2012年的4.95‰。我国用一代人的时间实现了发达国家上百年完成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传统型,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型。


    根据一些专家预测,未来一段时间以后,人口的社会总抚养比将会因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增加而逐步加重,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也将呈下降趋势,对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口红利效应将会逐渐减弱,并最终迎来“刘易斯拐点”。


    因此,人口红利利用的关键时期如何把握好时机,努力挖掘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潜在贡献,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从而最大限度地释放经济发展中的人口红利,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


    人口优化的核心是形成优质的人力资本,从而产生可观的人口红利。那么,在未来10年或者更长远来说,要怎样积攒自身的人力资本,产生可观的人口红利呢?为此,专家们认为,应从“推进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镇化”“大力提高劳动者素质”“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等方面寻求机会。


    广西师范大学包俊林老师认为,人口红利“更多体现为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作为增长源泉”的状况终究要消失,因此必须通过对劳动者本身进行投资,加大劳动者个体的人力资本积累,用质量替代数量,则是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


    “人力资本的核心是劳动力的素质和能力而不是单纯的数量。”包俊林老师认为,一个城市的人力资本是否雄厚,应该以这个城市具备多少高质量劳动力为衡量标准,具体体现在劳动者的身体素质和某些先天才能、受教育程度、知识积累、工作能力和经验、技术水平和熟练程度以及思想道德素质等。


    因此,一个城市要想积累更多人力资本,需要通过素质教育和教育投资提高人口质量,特别是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劳动技能,优化产业结构,培养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创作良好条件和待遇吸引高层次人才进入或留住高层次人才。


    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市场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将提高。要加大人力资本培养力度,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使其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技能要求,是人口红利消失后实现持续增长的必要保障。


    专家面对面


    我们要怎么理解当前的人口发展论?


    记者:当其立足于“人口发展”而不是单纯的“人口增长”时,人口发展的含义从人口的数量也延伸到了素质、结构和分布变动等多个维度。这样的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又透露出了怎样的人口学思想以及其他考虑呢?


    广西师范大学包俊林认为,人口问题贯穿“发展”的主线,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技术的革新,生产效率的提高紧密相关,相辅相成;此外,教育的普及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亦从单纯的数量转向对劳动力质量的需求。


    这也表现出国家坚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眼光。因为只有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才能实现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的过程,也才能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我市人口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还有哪些矛盾?


    记者: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市紧跟步伐实现了中国人口生产类型的转变,改变了城市人口发展的轨迹,这为中国的基本现代化、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和条件。


    但如果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察,桂林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是否仍存在一些深刻的矛盾?除了人口结构(老龄化)对经济持续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之外,还有一些怎样的矛盾,又需要怎样去缓和?


    广西师范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刘俊杰认为,低生育率导致劳动力老化,在技术进步与相关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必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整个经济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如果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察,桂林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确实存在矛盾。


    除了人口结构(老龄化)对经济持续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之外,这些矛盾在人口的教育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创新性人才的供给与需求之间依然突出。刘俊杰认为,由于创新型人才以及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人力资本相对缺乏,桂林的产业结构仍处于低层次与非均衡并存的格局。“表现在现代生态农业相对薄弱,制造业中的传统要素贡献依然占绝对比重,现代服务业发育不足等。”刘俊杰说,为此,应调整劳动力供给结构,着力培育具有一技之长的专业技术人才,大力培育现代农民,增加战略性新型产业资本投入,优化服务业就业结构,积极培育面向老龄人口的公共服务型、社区型职业劳动力,拓展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融合的机制与路径,是缓和桂林人口老龄化冲击的必要之举。